吴趼人的《调皮线篇笑话，比冯梦龙更进一步，提出“笑话小说”体裁概念，而他曾掌管的《月月小说》为晚清四大文艺期刊之一，主旨在借小说开通民智。

　　冯梦龙编纂过两本笑话集《古今谭概》（重刻改名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来传播甚广。

　　吴趼人提出“风趣小说”概念，并在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中做出尝试性测验考试。

　　在一个段子手横飞的年代里，不成否定笑话仍然深切公共糊口。但若细听，笑声里，因本体不雅观而写定的尴尬，和被揉捏过脊梁后的那声感喟，隐模糊约，可有人知悉？

　　1866年5月29日，晚清训斥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趼人出生。本年是吴趼人诞辰150周年。我们只想纯真地重温一位如吴趼人如许不温不火的故人吗？其实要讲的不只是吴趼人，而是他曾编撰的笑话集与其背后漫长的中国笑话史——谐隐文学保守。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作《风趣传记》，细致记录了优孟等俳优在帝王面前巧舌说笑的故事。其实早在先秦，经、史、子等典籍中就有不少可被称作笑话的故事。晚期笑话有较着的讽谏目标，并与寓言彼此纠缠。至后汉，邯郸淳编撰《笑林》，“笑话”被根基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此后，古代笑话的代表作还包罗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古今谭概》《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等。

　　明清期间，跟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笑话因其宽心抑郁无聊、嘲讽社会流弊的功能在公共妇孺中传播甚广，各类笑话集也被多次刻印。但直至近代，“笑话”作为一种体裁，其文学、艺术价值仍未被遍及认知。在1908年编订的词典《辞源》中，“笑话”词条并未被收录。

　　五四期间，以刘半农、胡适、周作报酬代表的学问分子掀起了歌谣汇集和研究活动。连同方言查询拜访，这一活动的布景是中国白话诗的演进及五四学问分子对于新文学、民族性国语文学的诉求。笑话虽也传播于乡野，但仍因其“本体不雅观”，在这场高潮中被萧瑟了。今天，对笑话测验考试做出系统性研究的少数学者大多出自风俗学和大众文学的研究布景，两种“不雅观”同病相怜。

　　本体不雅观，像个紧箍咒，覆盖着“笑话”作为一种体裁在庄重的文学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若把它拟人化，它很像一位尽职的老喜剧演员：常年面带笑脸——“笑”之本位所需——但在雅俗之间难以拿捏和求正名的尴尬地带，心中又藏着几分辛酸和无法。笑话，或“民间笑话”，在当下常被作为素材使用于喜剧等戏剧艺术或评书、相声等曲艺艺术中。它的讽喻、文娱功能已获得共识，但对其文学、艺术价值与美学特征的会商仍处在边缘地带。另一方面，笑话作为日常糊口的调剂却从未被人们萧瑟。可是，它的生命力又部门地成立在若干戏谑以至猥亵、下贱内容的根本之上，这种多面的复杂性使它很难被放入纯粹文学范畴中被会商。

　　若跳出文学会商，转而察看笑话的社会史，笑话虽从未获得某种规矩的身份，倒是一个因好用而被屡次利用的东西。以日本为例，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正式确立是在17世纪摆布。其时日本国内和平慢慢停歇，德川家康为安靖民气，号令传道士将释教的仁、义、礼等思惟融入故事中，《昨日是今日物语》和《醒睡笑》等笑话集就此呈现。对照日本笑话的社会功用，不难理解在中国，民间笑话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多被描述为“古代庖动听民的聪慧”和“斗争东西”。

　　天然，中国人也有利用笑话的聪慧。在吴趼人之前，有一位爱笑话、用笑话的明朝人，冯梦龙。

　　因编纂“三言”（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汇集民歌，冯梦龙被称为“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视野还包罗笑话。就笑话的传染力，他曾有一段放浪的阐释：“诸兄弟辄放声狂笑。粲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根落。”

　　冯梦龙编纂过两本笑话集《古今谭概》（重刻改名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来传播甚广。前者次要源于古代典籍，偏重于文人雅趣,后者次要源于口头讲述，偏重于民间俗谑，近六百条笑话按内容分十三卷，编制同《古今谭概》。

　　“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在《笑府》自序中，冯梦龙坦诚编笑话是因抑郁而自娱。冯梦龙是个科举连连受挫的老秀才，可他的境地又不止于消解胸之苦闷。他要以笑引实在，匹敌世间的假道德和真丑恶。

　　正因对后者的追求，冯梦龙在对笑话的汇集、拾掇、评点中，对笑话的特点、功能和分类分析了系统认识。在必定其嘲讽、文娱功能之外，冯梦龙还认为笑话应有“含蓄”，不成过于直白，并应选择恰当的场所和听众。

　　有学者将冯梦龙对笑话的理论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并列会商，认为它们都源于布衣公共对于官方话语的抵挡。作为一种有悖反气质的话语，它在本身所处的文化系统中，生成一种与支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于此再品冯梦龙以嬉笑怒骂兼有的笑话辨假道德的企图，若说他在游戏话语间亦进入一种有盲目研究、匹敌认识的化境，并不为过。

　　至晚清，吴趼人也在用笑话。与冯梦龙相反，支撑改良派的他要用笑话劝诫公共回归“我固有之道德”。

　　在其编撰的《新笑林广记》序中，吴趼人说，“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路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又因部门笑话“卑鄙不文，皆下贱社会之恶谑”，他思而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另一部《调皮线篇笑话，先于报刊连载，之后刊行单本。吴趼人比冯梦龙往前走了一步，在编撰评点之外，他提出了“笑话小说”这一体裁概念。

　　吴趼人对笑话深切公共的劣势和潜在的教化功能了然于心。作为晚清主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敏感地抓到了小说与笑话两种体裁之间内在的联系关系性，并为打通二者而勤奋。这种黏归并非全无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提及小说与谐隐文之间的分歧性：由“稗官所采”，可“以广视听”。需知在1908年的《辞源》中，尚未收录“笑话”一词，而吴趼人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中提出“笑线月起头在《新小说》连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笑线次。

　　可惜，比拟同在晚清倡导小说现世改良功用的梁启超，吴趼人的“笑话小说”概念号召力不足，应者寥寥。吴趼人并未放弃，之后又提出“风趣小说”并在其短篇小说《立宪万岁》《无理取闹之西纪行》与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中做出尝试性测验考试。两种提法本意相通，只是“笑话”这种提法行欠亨，究其缘由，仍与笑话本体不雅观的成见难脱联系关系。

　　吴趼人偏心笑话，与他投身近代小报，受其插科打诨气概的感染相关，也是借诙谐小品将道德教化深切公共之所需。当然，这与他善自嘲的脾气也不出离。因朋友写信时常误将其名写为“妍人”或“研人”，他作诗自白：“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创作了30多种小说的吴趼人被称为“小说巨子”，但正如国内风俗学开山祖师钟敬文所言，“那位很出名的小说家吴趼人，就同时是笑话和寓言的作者。可惜他这方面的成就，不断到今天还很少被人留意。他的小说家的名望掩盖了这些。”

　　1910年，吴趼人归天。一年后，辛亥革命迸发。于乱世之中，吴趼人“哭笑皆得”，他的训斥小说与讽喻笑话都与社会现实慎密镶嵌，表达着个情面怀与诉求。平心而论，就作品的文学价值、时局视野和后世影响而言，吴趼人既难说不朽，也称不上伟大，但就是别有味道。这番味道，大要就是俗世里的人，于哭笑之间，于戏谑与繁重之间的浮沉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