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后期，呈现了一些文人章回小说，无论以什么尺度来判断，都算不上通俗。它们被完全文人化了，而且不再通过贸易印刷传布。”

　　商伟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杜氏中国文化讲座传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担任清中叶的文学，他把这段中国文学称之为“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在这段文学史创作中，商伟提出了良多风趣的概念，好比他认识到在清中叶的文坛上，一些十分主要的变化正在发生，“乾隆中后期，呈现了一些文人章回小说，无论以什么尺度来判断，都算不上通俗。它们被完全文人化了，而且不再通过贸易印刷传布。此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作者生前只是以手本的形式在亲朋的小圈子内传阅，出名度仅限于某些地区。但这一现象本身就标记着小说史上一个值得留意的变化。”商伟对早报记者说。

　　东方早报：你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把你写的清中叶的中国文学称之为“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这个“终结”是何种意义上的终结？

　　商伟：我所说的终结，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自中唐之后不断居于安排地位的文人文化，到了19世纪中叶起头变得难乎为续了。鸦片和平带来了庞大的布局性变化，但这在此后的长时段中才逐步呈现出来。相形之下，承平天堂的后果来得更开门见山，立竿见影。这一场空费时日的和平对江南和其他经济和文化核心地区形成了灾难性的粉碎，迫使那里的文化精英迁往他地，包罗新兴的半殖民地都会上海，并试图在全然分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款式中，动手重建他们的文化保守。承平军被之后，简直呈现了文人文化回复的短临时期，但整个汗青语境已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文人士医生不得不面临一个他们无法理解、更难以把握的世界。

　　当然，这一变化并非一两个汗青事情的产品，而是在此前的期间中就已略见眉目了。在乾隆年间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变化中，作为文化精英的文人，一方面发生了内部的猛烈分化，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新兴的文化场域中得到了引领潮水的脚色。例如处所戏，根基上就是在文人的影响场域之外敏捷成长起来的。此外，在贸易出书的新时代，文人作者被急剧边缘化了。

　　东方早报：你所撰写的这一章第一部门，你称之为“漫长的乾隆期间”，你次要从文人小说和文人剧、处所戏来展开，可是小说和戏曲凡是都被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一部门，为何是小说和戏曲而不是这个时代的诗文？

　　商伟：假如从其时文坛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百多年（1723－1840）的文学，当然照旧以诗文为主。乾隆期间的文坛魁首人物，如沈德潜、翁方纲和袁枚，都以诗名世，作品相当丰硕。整个乾隆年间的诗文放在一路，能够说是汗牛充栋，不成胜计。若是以其时人的视野为根据，来描述乾隆期间的文坛，明显该当把核心锁定在保守的诗文上。关于其时的诗歌，你能够不断写下去也写不完。

　　可是，在其时的文坛上，还有一些十分主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文坛的核心未必认识到了。我们把明清期间的戏曲小说定位为“通俗文学”，但在乾隆中后期，呈现了一些文人章回小说，无论以什么尺度来判断，都算不上通俗。它们被完全文人化了，而且也不再通过贸易印刷来传布。此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作者生前都只是以手本的形式在亲朋的小圈子内传阅，出名度也仅限于某些地区。这一现象本身就标记着小说史上一个值得留意的变化。

　　商伟：印刷出书是这一期间文学传布的根基体例，就诗文和戏曲而言，次要是以家刻本为主。家刻本凡是不以营利为目标（当然也有破例），数量和传布范畴都相对无限。

　　贸易印刷就分歧了。在明代中后期，以福建为核心的出书印刷业，构成了全国范畴的刊行收集，在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册本的出产和风行等方面，起到了至关主要的感化。

　　近年来的学术功效表白，在清初至乾隆年间，贸易出书发生了庞大的变化，起头变得更为处所化和特地化，也愈加关心册本市场中下层读者群的需求，如许一来，与文人作者的圈子就逐步拉开了距离。明代后期，文人世接参与贸易出书，呈现了像冯梦龙如许的职业或半职业的编者和作者。但到了18世纪，贸易出书慢慢与文人作者脱钩了。这间接表现为文人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式微，而乾隆年间的文人章回小说的精采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和《岔路灯》等，在其时则根基上是以手本的形式传播，传布的范畴和风行的程度都远远无法与晚明以降的章回小说相提并论。这从底子上重塑了章回小说。从结果来说，章回小说一方面履历了文人化的洗礼，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公共传布上则处于史无前例的劣势。这些作品有待于后世的“发觉”，它们的影响力次要体此刻19和20世纪。

　　东方早报：客岁三联书店曾出书了你的一本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机》。在写作“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的时候，能否也与你在这一范畴中其他的学术思虑和写作相关？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机》的英文版出书于2003年，先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不外，此中关怀的问题有着内在的分歧性。《儒林外史》以此中人的角度描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危机，也对文人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其时的内在视野，这一点我感觉很是主要。吴敬梓压根儿就没筹算写一本风行小说，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文人化的尝试，而且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从分歧的角度摸索文人糊口的新的体例、意义和保存空间。参照18世纪其它几部文人小说（包罗《红楼梦》、《岔路灯》和《绿野仙踪》等）来读，我们能够窥见文人精力糊口的一些主要侧面，也能够几多领会其时社会和体系体例的问题。

　　就形式而言，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代表的18世纪中叶的文人小说，也标记着章回小说改革的最初一个高峰，将此后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覆盖在它们的暗影之下。即便在一个西方小说影响卓著的时代，这两部小说也仍然是论述立异的根基来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只预示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起头，也在现实上形成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