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二人,成绩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以至感慨:“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跟着二人的归天,李白、杜甫诗歌的好坏之争随之出现。各类概念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认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身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誉,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起头有了李杜好坏之争,并呈现了三派看法。
在李杜之后,最后表白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晓得元稹不断喜好杜甫的诗,因而在为祖父灵榇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放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克不及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次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规戒社会败北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可是,相关概念立即遭到韩愈的否决与驳倒。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好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分歧的文人集团,论诗主意也有所分歧,因而对他们扬杜抑李的概念提出了锋利的攻讦。能够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曾评介:“帝好五言,便宜风致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公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F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白亮相:“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进入宋代当前,唐人三派并存的场合排场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步占领优势,成为支流。这里面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相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其时的文坛魁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可谓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野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其时的掌握相,诗文、学问可谓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竟然跪拜再三,泪如泉涌,并赋诗一首,暗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很多人都不睬解。王回覆:“白之歌诗豪宕超脱,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罢了,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顿挫,疾徐纵横,无施不成……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尔后来无继也。”意义是说,李白只要“豪宕超脱”的气概,而杜甫知变,气概多样。
宋人还有诗话记录,王安石认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缘由:“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义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平铺直叙,更有节拍感。并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魁首。他曾说:“精采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因为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成长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报酬宗。黄与二陈是其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倡导承继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情况也滋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情况。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谈论,也喜好在诗中谈论。杜甫曾开以谈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逢迎宋生齿味。另一个是社会情况。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峻,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良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伤时感事、感伤时世。这种沉痛表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期间,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伤:“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罢了,岂白所能望耶?”
不外,也有少数报酬李白打抱不服,倡导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妥好坏。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克不及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克不及作。子美不克不及为太白之超脱,太白不克不及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皇帝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顿挫太甚”,为李白鸣不服。但这些人的呼喊,究竟敌不外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天气。直到明代,这种场合排场才有所改变。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其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村落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根基持并重立场,对二人各体诗的感化、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势巨子性的诗评家,他们虽然李杜并举,视二报酬大师,但在频频的阐述与比力中,仍往往会流显露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攻讦来为李白打抱不服。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师,不克不及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出格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逆来顺受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遍体鳞伤,跌到汗青低点。
因为有了宋、明人的狡辩、比力和阐发,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好坏高下、风貌各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不合颇大的形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步告竣共识。清初诗坛牛耳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乐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好,认为李杜齐名,却不类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根基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响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根基上都持李杜并重的立场。即便个体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看法,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过火。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妥论好坏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别的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故相差如斯之大?这是还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绩,还由于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出格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斗极望京华”“国破江山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堪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出格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克不及以诗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式来加以依靠和盘曲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生怕几多与这种依靠和表达相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步构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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