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意渐浓，各类高考旧事也年复一年地出此刻全国人民面前，此中尤以大学招生和高考作文的话题历久不衰。回到中国大学的起点，那仍是要回到1919年“五四活动”后到上世纪20年代间，中国的高档教育历经多次严重变化而走向扶植。其标记是1922年自下而上由民间教育学会鞭策当局通过“壬戌学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签，1920年代的标签就是弹性。其时的大学并不是大大都学生的出路。好比在上海，良多高中以至初中结业的学生能凭一口流利的洋文、一手好字和贸易锻炼在洋行、工部局（租界内行使行政权的机构）谋得一份金饭碗。只要有钱有闲成就又不差的家庭才会让后代继续肄业。

　　其时官方并不会编印高考报名的权势巨子手册，学校招生公费在报纸上登告白，要么索性贴在电线杆上。当然，市场经济下，还有书商编印的手册，只是权不权势巨子全凭口碑和命运。《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投考指南》，雷同今日高考填报意愿书加真题集，第三至五期别离出书于1925、1926与1927年，1933年至1935年改名为《全国各大学暨高级中学投考指南》，看来是履历了市场和考生的查验。媒介有一小段文字引见出书此书的目标：“本社因鉴于近年我国教育日渐发财，中等学校之结业生长进者日多，而对于各大学及特地学校课程之编制程度之深浅，入学之难易，费用之几多均苦不克不及知之甚稔。一旦负笈远游，每苦不得其门而入。”

　　“不得其门而入”还在其次，胡适先生说，“在畴前只须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员、有学生，就能够叫做大学了，所以这些春笋般的私立大学竟然能够具有。”这也是轨制弹性的表示之一。其时除了国立、省立等公办大学外，最为考生所头疼的乃是私立大学中的“野鸡大学”，而这方面办的最多的乃是其时首都北平。当局也筹算管住这些大学，在《指南》最初附录《民国十四年教育部审查全国私立大学成果》中，除“甲类已经承认”的大同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11所外，另有“乙类现准试办者”上海大夏大学等7所。而赫赫出名的东吴大学，与“北京东方大学”、“北京国际大学”、“北京南方大学京校”一路列为丙类“现经保留视察后再查办者”。而戊类“应令打消者”，当为学生报考警示之感化，此中有“北京公民大学”、“北京东亚大学”、“北京新民大学”。

　　《指南》第一编为学校概况，开卷的第一所天然是国立北京大学。校名之下，列地址。按照其时大学办学轨制，起首分预科、本科。此中“预科分甲乙两部，各二年结业”，“本科分十九系，各四年结业”。

　　接下来是投考须知：投考本科须“旧制高档学校，高档特地学校，公办大学预科或高级中学结业者”，“但投考预科而报考法文、德文或俄文，或投考本科俄文学系者，只须有划一学力不验证书”。报名时须缴试验费二年，比来四寸半身相片两张，填写细致履历及体格表，并呈验结业或求学证书或证明书。测验前须查抄体格。“本校招生，向无定额。本科以各科均能满六十分者，为登科尺度。”预科尺度还要更低些，初试各科均能满六十，而覆试为“各科平均满六十分”。作为北大特色，附录中写明：旁听生章程“可函致本校注册部索阅”。

　　所以，报考北大的尺度就是简单一句话，“中学结业”，没有户籍要求，也没有目标限制。

　　稍微有点特殊是河海工程特地学校，他们在膏火上对学生籍贯有区分“每年膏火，预科二十元，本科二十四元。附注：非直（今河北），鲁，苏，浙四省学生，每年膏火为六十元”。

　　即便如许，还有人不满足。好比胡适先生，就频频高声疾呼要为“划一学力”留出一道缝。他列举四周假高中文凭众多，正轨中学校长拿空白文凭当礼品送人，本人地点中国公学临结业才发觉当初进来的学生中学文凭是本人做的这些例子，申明给大学入学加上门槛，只会导致学生作假，给不学无术的人制造坚苦。

　　弹性的另一个表示是测验科目，其测验内容及程度横跨此刻的小学直到大学。如北大的数学测验要考微积分，也有如北京通才贸易特地学校，其代数仅一道现今小学程度算兄弟春秋的使用题，而理化也全数是“冰由水成而能浮于水其理何在”的写作文。后者招生之难可见一斑。

　　《指南》的第二编为各校上一年入学测验真题。卷首仍然是北大，北京大学的测验科目较多：“投考预科者，分初试覆试两次。初试考国文、外国文（英法德俄）、算术、代数及平面几何。覆试考中外汗青、中外埠理、物理、化学及博物。而本科，组一、组二考国文、英文、代数、几何、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大意、物理及练习、化学及练习；组四、组五，考国文、外国文、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伦理学、中外汗青及中外埠理。”还有特地学校如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测验科目也算是多的：“预科试验国文、英文、代数、几何、三角大意、贸易算数、中外汗青、中外埠理、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卫生、面试及查抄。”如上海南洋大学这类，国文标题问题外，剩下的物理、解析几何、汗青、地舆全为英文，这似乎是上海的特色。

　　纵观三年各校的国文试题，几乎都以作文为主，有时同化少量断句文史常识等，这不克不及不说是科举时代遗留的一个形式上的惯性。可是，从中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五四活动对大学教育和学问界无可逆转的庞大改变。

　　国文试题中，保守派的考题特征是作文题中划定写作宗旨与思惟，而内容又是正统儒家典范。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国文卷几乎就像是从20年前盗版来的：“论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与思当并进。试申其义。”结论已给出，再试申其义，这不是代圣人言？其二为更正脱误，选《孟子》“全国之生久矣”一段，只能端赖死记硬背。第三题为“母以子贵”阐发句读，而不是标注新式标点，第四题为“试讲下文中各字仄声加圈”这又是需要熟背《平水韵》的孺子功。北京中国大学，号称捍卫国学，其国文试题当然也“国学”得能够，1925年为：“孟子谓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说”、“礼运孔子称世界大同中国一人说”。不外到了1927年，虽然标题问题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全国皆不为也论 ”，选自《孟子》，但比力刺目的是标题问题下的说明“须用文言满三百字以上”，必必要文言，不得不令人感伤。

　　两头派的考题分开了保守的四书五经意义，有些选诸子百家，或索性转而考查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程度，把文以载道给离开开。1924年，私立南开大学国文试题，分为甲乙丙三部门。甲部门考作文，题为：“论治学当有思疑之精力”；乙部门考笔答，题一：“中国文字机关之准绳若何？”题二：“试列举唐宋二代主要之文人。”丙为一小段文言文加注标点，这还算是沾点保守派的边。1925年，南开来了180度大转弯，试题除标点、文史常识外，作文题为一篇记叙文“家乡的名胜”，大要出题者害怕考生会洋洋洒洒写上鸿篇大论，后面还体谅的写了个括号“略记一二即可”。到了1926年，南开作文索性为“我对于文言与语体之看法”。

　　还有一些国文考题属于没有陈腔滥调的陈腔滥调文，虽然没了四书五经，仍然要考生切磋国度兴亡，标题问题大得漫无边际。这类标题问题还线年上海南洋大学国是扰攘内战不息，实业衰颓民生枯槁。言救国者或主急进或主渐进或议鼎新政治或倡复兴实业。诸生意愿来此，对于肄业方针救国方式究具何种看法，试各详言之；1925年北京交通大学中俄国交恢复论；1925年北京通才贸易特地学校布施金融风潮使用何法，试略言之而1926年北京私立民国大学大要哪种学生都想要，出了包含三个类型的标题问题试述论各本人家乡之风土着土偶情，试分述中国之外患与内忧、孟子的“国必自伐尔后人伐之论”给考生各取所需。

　　最初一类是鼎新派，其国文标题问题又回到文以载道的中国保守上，只是阿谁“道”已是五四活动之后传来的国外思惟，其代表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向阳大学。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与人民大学源流的北京向阳大学，民国元年由元老居正开办，其英文题考卷有一句中文写的“留意：自傲英文程度较高着文超卓者，得免作文法题”。

　　1924年北京向阳大学国文仅为作文一题二选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论、民论。“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本为诸子百家《管子》中的一句，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感觉新颖，但在五四活动之后，这句话却有着特殊的寄义。梁启超在其《管子传管子之法治之主义》一文中六经注我般地对这句话进行了分析：“法治与人民无论何种之国度，必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则人民也。管子以齐其民、一其民为治国之首务，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来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犹或以刍狗其民为疑。此于政治之道理，有所未莹也。管子屡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见。）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谓爱民不如其爱法者何也？盖爱民者莫如使之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辑和于内，则民无攘夺相杀之恐，得以安其居乐其业，而生事日以丰矣。竞胜于外，则民之所凭藉以自保自养者，不致为人所践踏，而有百世之安矣！此两者，国度之所当常务也。”

　　1925年标题问题除《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先国度之急尔后私仇论”外，另一题为“礼禁未然法施已然论”。此句出自《太史公自序》：“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五四期间解读为：礼是不准坏事于发生之前，律例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感化显而易见，而礼不准的感化却隐而难知。讲究法制精力，也是新的时代意义。

　　1926年国文题为“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己论”与“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论”。前句选自申公对汉武帝的建议，这句话更为出名乃是被清华校长梅贻琦引为座右铭。后句选自汉代贾谊《新书》，托称为帝喾的话，而这段话也是被康无为挖掘出来大加阐扬。他加上按语说：“帝喾之言，以博利报酬主，《史记》称其普施利物，不于其身，《祭法》称其明民共财。高辛至仁，下开尧、禹，其民功应不鲜，而文不徵，惜也。”康无为的意义为：公众的幸福与否是查验政治黑白的独一尺度，而“使吾民得所”的民本思惟充实表现了“三代” 政治（孔子抱负中的政治）的人道主义。烧毁压制人道的封建民主而自创“暗合”中国“三代”之制的西方政体是汗青的必然趋向。

　　更出格的仍是北京大学。1925年，北京大学国文题，乙组题为“述司马迁的思惟和他的文学”，甲组题为“略述汉宋学术的异同”。这在一大堆科举还魂的标题问题中当然给人清爽扑鼻的感受。外国史两道题中其一为“俄国劳农当局组织之大要”，考题出成如许，北大学生对重生苏维埃的自动领会也就很是天然了。预科的标题问题为“孔子论治国主意先富尔后教，按之社会的现实，这个次序事实对不合错误”，既挑战孔子言论，又将保守学问分子毫不可能不熟的论语作为附录也抄在试卷上。该标题问题调查的并不在保守的博闻强记，而是在观念视角新一派做学问的能力。

　　《指南》第三编有其时北大公开的满分作文。范文开首便高高在上紧扣时髦：“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即是吃饭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所以现代列国有一种趋向，天天都在那里谋经济上的革命，俄国比来的改为劳农当局，即是一个例证。”

　　“他们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过两种，一是操纵政策去改善布衣的经济情况，另一种是想用教育去锻炼人民的思惟技术，使他们有自治的能力。”“所谓政策的，又包含缓进与急进两种主意。急进的，如像俄国操纵基层阶层的连合利巴经济上的障碍打破，开门见山地把政权取过本身手中来，跟他们同短长的一群人中谋数个代表利用去谋他们的公共好处。利用这种政策之始，是需要很大的牺牲的，换句话说，即是要革命，要流血，这与孔老先生的君主一尊及民可使由之不成使知之的政治道理完全相反。”“或者有人要问孔子既是主意均贫富的，那末他差不多即是共产了，上面既说过他不会像俄国样的取革命的手段以达他们的目标，则他到底如何办呢？”“（孔子）这种政策在君主时代是行得通的”，但现去世界“非论是哪一国（除了俄国）贫富的冲突是日益厉害的，就像以德谟克拉西政体自诩的美利坚，也是免不了贫富的冲突。此刻要想把一国国民的经济情况改善，独一的法子，只要从底子上去处理劳资争斗的问题。”“要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虽然不必像俄国样的实行共产，由于中国此刻其实无产可共，然而像孔老汉子所主意的去向国中资产阶层或是财势兼有的军阀们献计请求他们均贫富行吗？归根到底，仍是要人民本身去处理去那即是要革命，中国目前需要革命，是人所同认的，但革命并非几小我可作的事务”，“乃是要有大部门有思惟的有恒心的公众去担任。”而法子是教育，“何况布衣教育与社会教育是四处可施行，见效亦较容易。” 该文的结尾掷地有声：“公然国民需要教育是较着，是不破的谬误，像孔子那样主意先富后教，莫说他在今日社会中没有法子去行，即是后教两字也就已是说欠亨。由于如我上面说的人民无论何时都需要教育。”“所以孔子的主意，我认为不合错误！”

　　1925年起头的大学扶植当然只能算是草创期间，而在其粗率中却隐现着时代的轨迹。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30日，五卅惨案。6月23日省港大罢工。7月1日中国改组为国民当局。8月1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而北方的冯玉祥正规画着怎样和张作霖决一死战。联想到这些，若是那时的卷子像今天的这般技巧精巧，生怕一门时事政治，就要把考生背到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