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如何写诗？他们的诗歌尺度与今人相异仍是不异？唐代的非支流诗人若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糊口体例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若何处置他们的时代？

　　编者按：西川，1963年生，1985年结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自80年代起投身诗歌创作，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对现代诗坛有庞大的影响。西川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传授，《唐诗的读法》是其研究唐诗的专著，他试图回到唐人的时代现场，探究他们“缔造的奥秘”，即唐人如何写诗？他们的诗歌尺度与今人相异仍是不异？唐代的非支流诗人若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糊口体例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若何处置他们的时代？

　　本文摘编自该书第四章《唐人的写作现场。诗人之间的关系》，由磅礴旧事经活字文化授权发布。

　　1979年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过一个薄薄的脚本，名为《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作者为日本人依田义贤，译者的名字健忘了。那时“文革”刚竣事不久，国门也刚打开不久，中日敌对是一个新颖话题。借这一契机，日本遣唐留学生、后来成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吕，在归天近一千二百年后突然起死回生。我其时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书店里买到这本《望乡诗》，同时也记住了李白一首不太出名的诗《哭晁卿衡》：

　　前面曾经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所取汉人名字。他在开元五年（717年）十九岁时达到长安，入国子监进修，后来进士及第，到肃宗朝官至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七十二岁逝于长安，被代宗皇帝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长安，仲麻吕与王维、储光羲、李白、赵晔等都有交往。天宝十一载（752年）末，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吕获准随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玄宗皇帝特录用他为唐朝赴日本使节。诗人们则写诗为他送别。仲麻吕答以《奉命还国作》一诗，诗写得一般：

　　奉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生平一宝剑，留赠交友人。

　　不意翌年传来阿倍仲麻吕遇海难的动静，李白遂写下《哭晁卿衡》诗。但仲麻吕在履历了海优势暴、沉船、安南海盗、火伴几乎全数遇难的环境下，竟然幸存下来，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六月，辗转回到长安。然而不待他喘气平定，十一月安禄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吕随驾。这也就是说，他亲历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香消玉殒的汗青时辰。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仲麻吕随驾玄宗归返长安时年已六十有一。

　　《望乡诗》本是阿倍仲麻吕海难后归返长安时读到李白《哭晁卿衡》后写下的一首诗的标题问题。依田义贤以之作为脚本的名字。依田义贤设想了一个长安诗人们为阿倍仲麻吕送此外聚会场景，长安城里的名人们都参加了。王维和李白都在，并且你一言我一语。很夸姣。不外，这倒是虚构的。作者大要并不领会，在长安，李白和王维的关系相当微妙。此刻我们打开电脑浏览旧事网页，会不时发觉这个明星“手撕”阿谁明星，李白和王维虽不曾“手撕”过对方，但打开他们的诗集，我们找不到这二人交集的踪迹。不错，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伴侣也是李白的伴侣；不错，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不错，王维和李白都想博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这种合作真是很大的麻烦），但王、李之间似乎没有往来。大要的环境是如许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管“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唐长安的支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必定对李白有芥蒂；这时的王维必然不喜好李白。两小我以至有可能彼此厌烦，瞧不上。所以李白虽然满意，在贺知章的选举和玉真公主的举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本人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狂言皆嘲笑。”别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显贵”，必然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罗高力士！这首诗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该书编者殷璠在诗集《叙》中交接所收人物作品“起甲寅（开元二年，714年），终癸巳（天宝十二载，753年）”，也就是说《梦游天姥吟留别》（载《河岳英灵集》本诗题《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作于安史之乱之前。李白在长安的日子不见得好过。当时与之亲近交往的人，可能除了贺知章，再就是几个同样是外来人、同样想在长安谋成长的青年诗人，还有书法家和诗人张旭等。王维必然不喜好李白。李白的性格、才调成色和精力布局跟王维很纷歧样。起首他们的崇奉就有庞大差别。王维信释教，其母亲跟随北宗禅神秀。而李白虽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陈寅恪说道教发源于滨海地域，因而李白写“日月照射金银台”，满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他的想象力、思维体例，跟王维没法分享。第二，李白这小我晚年好任侠，喜纵横术，听说已经“手刃数人”。他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会中”。看来他关怀杀人这件事，但也没传闻他为“手刃数人”吃过讼事。要么是他跑得快，逃离了现场；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亲李客有钱，摆平了讼事；要么是他吹法螺皮他喜好吹。李白后来在长安飞扬嚣张，喝起酒来必然是吆五喝六，如许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三，李白的诗歌充满音乐性，仿佛言语的急流，这言语急流有时喷射成无意义言说，让我们感遭到生命的光耀。太诱人了。而王维是千古韵士，兰心蕙质，涵泳大雅。其晚期诗歌亦有英豪之气，边塞诗也写得好。他认出了陶渊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记》改写成了游仙诗《桃源行》。对美术史感乐趣的人必然晓得，王维也是大画家。这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包含了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所强调的视觉想象力。可惜做文学史的人不领会王维的绘画，做美术史的人又只关怀王维诗中与绘画相关的部门。郭若虚《丹青见闻志》卷五载有一首王维的自述诗：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辋川图》，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的《伏生授经图》据传也是王维所作。从这两幅很有可能是后人临仿的丹青判断，王维心地精细，很是讲究。黄庭坚谓“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翰墨可谓造微入妙”。（明毛晋编《山谷题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拜观过李白独一的存世真迹《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万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黄庭坚也见过李赤手稿：“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前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题跋》卷之二）仅从视觉上我们就能间接感受到李白、王维判然不同的气质。其时拜观诗仙书迹，目惊心跳，直如登岱岳，眺东海，太伟大了！一股子莽荡苍郁之气劈面而来。诗人与绘画或者更广范畴的视觉艺术的关系（暂不提诗人与音乐、跳舞等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值得我们当真切磋。良多诗人的才调不只限于诗歌写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才调，至多识见，常常溢出诗歌的国土，而且受益于这种“溢出”，而仅仅囿居于诗歌国土的诗人们看来其才调只是一贫如洗地将将够用这仍是往好里说。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够顺带提一下杜甫和绘画的关系：杜甫除了在《解闷》组诗中尊王维为“高人”，他在其他诗篇中提到和评论过的同时代的画家有：吴道子、江都王李绪、杨契丹、薛稷、冯邵正、曹霸、韩幹、郑虔、韦偃、王宰等。他对于视觉艺术的乐趣之浓不下于19世纪法国的意味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一旦领会了一个时代诗人们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节儿、冷眼、交恶、蔑视、争持，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次里人名的恬静陈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前人的现代。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神驰。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协调。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回复时代的达芬奇和米开畅琪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斯。这种环境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可以或许简单归纳综合的。但文人之间若是不相轻，而是彼此推重，彼此扶携提拔，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光就会被染以浓墨重彩。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虽然两人管本人的写作叫“古典主义”）。在唐代，李白与杜甫的友情也是千古美谈。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说他俩“醉眠秋共被，联袂日同业”。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美国20世纪垮掉派诗人、同性恋者金斯伯格据此断定李杜两人有同性恋关系！过了。杜甫写有两首《赠李白》，两首《梦李白》，以及《不见》《冬日怀李白》《春日怀李白》《天末怀李白》等。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诗百篇”，以及《赠李白》中的“飞扬嚣张为谁雄”，为我们留下李白抽象的第一手材料。李白横行的才调和他所呈现的宇宙，必然让杜甫惊讶、大开眼界，获得精力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言语的可能、诗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没见古今任何人谈到过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只常见抑李扬杜者的偏疼。中唐元稹可能是较早比力李杜诗风与诗歌成绩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状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放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克不及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大要是后来宋人抑李扬杜的先声。杜甫本人该当不会同意。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他那本出名的《唐诗杂论》中收有一篇名为《杜甫》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认为杜甫一起头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来发觉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好笑”。闻一多在此是以杜甫为核心会商问题的。他可能一时健忘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杜甫对李白的见地中不成能不包罗春秋的差别对杜甫的影响， 他看李白必然是以分析的目光，而不会思维“清醒”到只敬慕仙人李白而对诗人李白无所感触感染。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五十八岁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闻讯遂写下《不见》一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与李白的关系分歧于李白与王维的关系：李白在其时虽然神话在身，但并不是王维那样的能够摆布宫廷趣味的诗歌权势巨子。套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典型的英语作家、塞万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语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语作家的说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其实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早就说过雷同的话：“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对王维而言，李白是一个挑战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战者。他们是同志。所以胡应麟紧接着适才那句评论李白的话之后又说：“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杜甫虽未与李白同时居长安，但他像李白一样也是长安诗坛的外来者，所以两人之间会有认同感。风趣的是，杜甫对王维并无恶判，前面提到他曾推王维为“高人”。其作于大历元年（766年）的诗《解闷十二首其八》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这里的“相国”说的是王维的弟弟王缙，在代宗朝做到宰相。此外，也许更主要的是，杜甫认识李白时本人还不是“诗圣”，安史之乱还没有迸发，杜甫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横霸古今的大才，他必然晓得李白是开辟性的诗人，他本人也是。殷璠言李白《蜀道难》“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胡应麟《诗薮》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依傍”。我在此斗胆猜测一下：杜甫若是不曾成为李白的伴侣，那么杜甫的缔造力后来也许会以另一种气概呈现。一个强无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无力的人的影响不必然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而很有可能是，接管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别的的标的目的，最终成为他本人，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而这个最终成为了本人的人心里大白，他是以他分歧于影响施加者的成绩向影响施加者或宇宙开启者致敬。李白和杜甫，两颗大星，运转轨道有所交会，这是世界诗歌星空的奇迹，但两小我其实又是分歧的。闻一多以至断言：“两人的性格底子是冲突的。”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度：两人的性格虽然分歧，但并不必然非要“冲突”。

　　比力起来，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华夏的正统景象形象，与现实社会慎密结连。若是说李白的想象力体例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体例则是来自于地盘、地盘上万物的发展与凋谢。前面我们说到，杜甫比李白春秋小约一轮。所以李白能够笑话、把玩簸弄杜甫，而宽仁的、尚未成为杜甫的杜甫也不认为意。晚唐孟棨《本领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诗：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十八、《全唐诗》卷一八五亦载此诗。从这首信口而出的小诗我们能够感遭到李杜之间关系的和谐，由于只要和谐的关系才能包纳戏谑。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此也能感触感染出他们二人写作体例和作质量地的分歧：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调性质并纷歧样，但两小我的高度是一样的。杜甫认出了李白，就像后来的元稹、韩愈认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隐认出了韩愈。这首小诗不见于李白诗集，有人说这是功德者所为，是伪作，不外这至多是唐代的伪作。欧阳修《诗话》谓“太瘦生”三字“唐人语也”。我们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关系，至多中唐或晚唐人对李杜关系的猜想，也是风趣的。考虑到那时消息传送速度的迟缓，以及支流诗歌趣味尚未颠末安史之乱的倾覆，所以，虽然杜甫在长安文坛也很活跃，曾经写下了一些主要的诗篇，但其名气仍然无限，不得入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这也就是说直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主要性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要比及他身后三十年他才被接管为顶天登时的人物。

　　杜甫的位置一旦确立，杜甫和李白一旦被典范化、坐标化为“李杜”，其后人就会被置于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炙”之中。安史之乱当前，唐朝那些对文化次序不满，而且自视不俗的文人们两头，必然有一些人在理直气壮地毁谤李杜，不然中唐韩愈不会写下如许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好笑不自量。”（也有人认为韩愈如许写是为了还击他阿谁时代的抑李扬杜之风；他将李杜两人相提并论，而且将李白置于杜甫之前。）韩愈认识李杜的伟大申明他本人也是伟大之人。并且他不认为本朝的前代伟人会妨碍本人的伟大，正如苏轼所说：“追逐李杜参翱翔。”他要勤奋插手李杜的行列。今天的文学史一般对唐代最伟大诗人的排序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者再加上王维，但几乎没有人将韩愈纳入这个序列。这大要是受了“五四”思维，特别是周作人等将韩愈、古文八大师、桐城派古文、陈腔滥调文等一锅烩，且将这些“谬种”与六朝诗文对立起来的概念的影响。但宋人不像周作人如许看问题。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将李白、杜甫和韩愈并列在一路。他认为这三人“才力俱不成及”。虽然他在三人中仍然做出了排序，即杜甫、李白、韩愈，但他对韩愈算是仰视到脖子酸痛了。他说：

　　退之诗，大略才华不足，故能擒能纵，倒置崛奇，无施不成。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澎湃，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势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苏轼的弟弟苏辙以至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岁寒堂诗话》卷上）连李白都被解除在外了！这当属相当极端的看法。不外这种见地也许其来有自。我在杜牧的集子里读到一首名为《读韩杜集》的诗：

　　为什么是把这两小我放一路读？莫非在杜牧所糊口的晚唐就有“韩杜”的说法？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兴起特为开山祖师。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令我们猎奇的是，既然韩愈如斯主要，与之同朝为官的元稹、白居易事实如何看他。白居易可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的作者，在其时也是文坛魁首，并且在老苍生中的出名度可能比韩愈还高。在白居易致元稹的手札中，他提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童贞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元稹则在《居易集》序中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竟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当然这些都是元白本人的说法，韩愈圈子里的人孟郊、张籍、皇甫湜等若讲起阿谁时代人们对诗歌的接管也许会还有偏重。所以若说韩白两人关系微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比力看来，韩愈是正宗儒家，分歧于香山居士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年）一场春雨事后，韩愈曾邀张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看来是被白居易婉拒了。韩愈于是写下《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白居易那么一个爱玩的人，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就是没去，遂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一般人的印象是韩愈、白居易两人之间没有往来之诗，其实是有的，但仅此一回。两首诗均收在各自的集子里。白居易有虚无主义精力，能从虚无中获得称心，垂青人生的享受。 他特地写有一类被他本人称作“闲适诗”的作品。在《草堂记》一文中，白居易说：“噫！常人丰一屋，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贵之态。 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过适内合，体宁心恬哉？”与白居易比拟，韩愈是一个焦炙得多的人。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爽。虽然他们俩和韩愈都认出了杜甫，都从杜甫处有所获得，但韩愈为现实考虑更要回归中华道统，故倡“文以明道”（北宋周敦颐《黄历文辞》始用“文以载道”），让今日无道可明，只好认“诗言志”为最高写作纲要的人们感觉不恬逸。韩愈的诗歌言语与白居易浅白的言语正好相反，是硬的，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当力排奡”。 他喜好押仄韵、险韵。他的诗文多叙事，而凡是重视叙事的人都是努力于处置问题和当下的，可能也因而他以文为诗，而凡是以文为诗的人都是要给诗歌带来解放的：陶渊明、华兹华斯、惠特曼。于是在某些诗篇中韩愈的言语重而笨，反倒不是一般的写法，特别不是后来晚唐诗人的一般写法。诗人欧阳江河认为韩愈的诗里充满物质性，我想这大要是由于韩愈的诗歌书写是儒家的，而不是禅宗、道家的。 我们到今天似乎曾经健忘了还有一套儒家诗学的具有。而韩愈作为一个文人、一个诗人的主要性，白居易不成能一窍不通。白居易的老友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韩愈：“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韩愈在今天是一个没有被充实估量的诗人，他本该当比他此刻一般《唐诗选》中所占的比重更大。韩愈诗歌对今人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他供给了一种与恬逸采取的美文学相反的美学趣味。李商隐《韩碑》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韩愈以文字处置当下糊口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冲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表面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韩愈如果活在今天，必定会蔑视我们。这一闪念让我毛骨悚然。周作人以韩愈作为卫道士的代表，批判韩愈“载道”和“自然”，但当他如斯贬损韩愈之时，他其实也是在贬损敬慕韩愈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苏轼、苏辙等人。

　　初看，古代这些形成我们文学坐标的人物，他们都一个样。我们有此感受是由于古文死去了，不是我们的语境了。但你若真进到前人堆儿里去看看，你就会发觉他们每小我之间的不同很大：每小我的禀赋、履历、崇奉、偏好、兴奋点都纷歧样。他们之间有回嘴，有争持，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息争，有倾心，由于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要看到这一点时，前人才是活人。但自古汉语死掉当前，他们同一于他们的过去时，他们成了长相分歧的人，都是墨客，都是五七言律绝，或者排律、歌行，都押韵，都用典。但其实他们各自长得并纷歧样。中国前人也千差万别，像今人一样，虽然他们的写作是类型化的，是现代文明还没有兴起以前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