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界自有李白、杜甫，便有“李杜”并称。其成绩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就连大文豪苏东坡也感慨：“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跟着二人的归天，李、杜诗歌的好坏之争，也随之出现。众口一词，莫衷一是，各不相谋，诸多不合。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派看法：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李白比杜甫大11岁，去世时以诗成名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认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身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书·李白传》）杜甫更是屡以诗赞誉，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等都曾是李白的“粉丝”。

　　然而，自李白谢世，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起头有了李杜好坏之争，并呈现了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三派看法。

　　在李杜之后，最后表白杜甫高于李白的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杜甫的孙子晓得元稹不断喜好杜甫的诗，因而在为祖父灵榇迁葬途中，请元稹为其祖父杜甫写一篇墓系铭。于是元稹在这篇出名的文章中盛赞杜甫，认为李白也不及。他说：“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放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克不及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白居易虽然有时李杜并赞，但在给元稹的信中也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大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今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元、白诗观不异，二人都从反映民生疾苦、针贬社会败北的角度来评判李杜高下，能够说是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

　　但他们的概念立即遭到了韩愈的否决与驳倒，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好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白分属两个分歧的文人集团，论诗主意也与元、白分歧，因而对他们扬杜抑李的概念提出了锋利的攻讦，认为李杜的诗文都是“光焰万丈”，同样照射千秋，不容“谤伤”。因而，韩愈能够说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是凸起的一位，《唐诗纪事》曾评价：“帝好五言，便宜风致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就是这位唐文宗，在位时曾公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自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白亮相：“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所以唐文宗能够说是中国最早的扬李抑杜论者。

　　然而，进入宋代当前，唐人三派并存的场合排场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日益增高，逐步占了优势，成为支流，这里面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相关。

　　此中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其时的文坛魁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可谓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秋，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湛，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野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那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其时的掌握相，诗文、学问也可谓一流。他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竟然跪拜再三，泪如泉涌，并赋诗一首，暗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又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很多人都不睬解。曾有人问王安石，王回覆：“白之歌诗豪宕超脱，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罢了，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顿挫，疾徐纵横，无施不成……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尔后来无继也。”意为李白只要“豪宕超脱”的气概，不知变化，而杜甫知变，气概多样，所以高于李白。宋人还有诗话记录，王安石认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缘由，就是：“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义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平铺直叙，更有节拍感。并且李白诗见识不高，诗中多写女人和酒。王安石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诗、文高手，他这么一说，很多人都跟着扬杜抑李。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是宋代出名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魁首。他曾说：“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精采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因为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以崇奉杜甫为祖。到后来，方回又把江西诗派倡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报酬宗。黄与二陈都是其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倡导学杜，承继杜甫的诗风，这就进一步鞭策了扬杜抑李的说法。

　　除了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情况也滋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情况。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很多文人好发谈论，也喜好在诗中谈论。而杜甫曾开以谈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即《戏为六绝句》）等。至韩愈更有所成长。这却颇逢迎宋生齿味，所以宋人如邵雍等多喜以谈论为诗。这种诗风多与杜甫相关而与李白无涉，客观上又扩大了杜诗的影响。另一个是社会情况。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峻，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良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无不伤时感事，感伤时世，而这种沉痛表情，与杜甫的心绪与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恰是在以上三大人物和两大情况的影响下，两宋期间诗界构成了一种扬杜抑李的场合排场，注杜诗者甚多，《九家集注杜诗》等纷纷问世。宋罗大经曾感伤：“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杜甫地位由此敏捷上升，连宋葛立方也叹道：“则杜甫诗唐朝已来一人罢了，岂白所能望耶？”只要严羽等少数报酬李白打抱不服，倡导李杜并重。他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妥好坏。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克不及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克不及作。子美不克不及为太白之超脱，太白不克不及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皇帝以令诸侯也。”南宋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顿挫太甚”，为李白鸣不服，但严羽、刘克庄等人的呼喊，究竟敌不外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天气。直到明代，这种场合排场才有所改变。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其时“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多以《唐诗品汇》为教材。也就是说，明代上至朝廷官府，下至村落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根基持并重立场，对二人各体诗的感化、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袁宏道、杨维桢、杨士奇、谢榛多李杜并重。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都是明代最有影响力和权势巨子性的诗评家，他们虽然李、杜并举，视二报酬大师，但在频频的阐述与比力中，仍往往会流显露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却常常借对宋人的攻讦来为李白打抱不服。如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师，不克不及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而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一批人，也都“严驳杜诗”，出格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逆来顺受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遍体鳞伤，跌到汗青最低。这一环境让王世贞给看出来了，因杨慎是名家，他只好说：“近时杨用修为李偏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于是也心平气和地对李白褒扬了一番。

　　除了杨慎、王慎中等，明代为李白抱不服的还大有人在，直到晚明，陆时雍仍愤激不服地说：“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感化，如斯将置风人于何地？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何如以此定好坏也？”对王安石以李白诗多写酒与女人而加贬抑的概念提出质疑和攻讦。王稚登以至认为“李能兼杜，杜不克不及兼李。”由此可见，明代人不只李杜并重，倾覆了宋人扬杜抑李的场合排场，并且还有一股扬李抑杜、为李翻案的势力。

　　因为有了宋、明人的狡辩、比力和阐发，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好坏高下、风貌各种，似乎有了更多也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不合颇大的形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步告竣了共识。

　　清初的诗坛牛耳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乐趣多在王维与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好，认为李杜齐名，却不类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的诗坛牛耳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则以李、杜为宗。其实，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响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根基上都持李、杜并重的立场。即便个体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看法，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过火。如翁方纲《石洲诗话》论李杜之别，即是一例。即便他有扬杜抑李的倾向，也已不是支流。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说得较为公允，他说：“前贤顿挫李、杜，谈论分歧，累幅难尽，欧公、荆公持其一端耳。要之，论李、杜不妥论好坏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自昌黎不克不及不并尊李、杜，而永叔、介甫欲作翻案，殆亦不自量邪？”潘氏对历来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的三派看法作了总结，说出了前二派看法的短处，并盲目地站在韩愈、严羽提出的李杜并重的立场上，只是对欧阳修、王安石的攻讦稍觉锋利了一些。

　　至于后人注杜诗远多于李白，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故相差如斯之大？那是还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绩，还由于杜甫诗中充满着故国之思与家国情怀，出格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斗极望京华”、“国破江山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堪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和旧臣的思旧之情。即以明清易代为例，不少明代旧臣与遗民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克不及以诗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式来加以依靠和盘曲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都不约而同地注起了杜诗，生怕几多都与这种依靠和表达相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步构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